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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考虑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而农村师资质量的好坏则是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牛鼻子”,根据“水桶”原理,只有提高“短板”的高度,上海教师队伍的总体水平才会提升,这即是上海市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的缘起。
上海市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经历了一轮培训者培训之后,不日将在上海的10个郊区面上推开。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苑楼的会议室里,椭圆形的会议桌的两边,分别坐了两拨人马,一边是承担培训任务的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工作组成员;另一边在座的则是部分郊区教师进修学院的院长,他们的中间放着一本《学科培训资源建设协议书》,两边的专家都逐字逐句地推敲着这本协议书的内容,遇到意见有分歧的条款还免不了一番各抒己见。
这样的场景在上海教师教育的工作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只要签订了这份协议书,也就确定了三所高校和十个上海郊区的供需双方的关系,同时也预示着一场教师培训的体制重构正徐徐展开。
体制:一个全方位创新的架构
身为上海市教委主要分管教师教育工作的副主任,李骏修谈起这个项目时首先把项目定义为是一个政府项目。项目先期投入两千万,这次培训的重点对象,就是那些课堂教学基本能力和教学本体业务知识有所欠缺的教师。目标是使原来上课有些困难的教师都能用二期课改教材正确施教。
在一次会议上,李骏修对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庄辉明说:华师大主持培训的教授们可不能搞一套体系,或者简单地拿出他们现有的课程来让教师们选,我们想让你们反过来通过调研,为农村教师“量身订制”课程,要切切实实地帮助农村教师解决实际教学中的问题。
这样的要求是庄辉明事先没有想到的,李骏修接下来的设想更是颠覆了在座的想法:项目采取市、区合作,不是市教委直接交办任务,市教委只是投资,购买部分服务,监督实施,这项工作是由有需求的10个区县形成联合体根据农村区域的特点要求来规划教师培训,这是一种全新的架构。
根据这个思路,在培训项目组组长范亦铮的牵头下,十个受训区县成立了一个“需方专家组”。范亦铮介绍说,与过去由市里相关领导、专家组成项目专家组不同的是,需方专家组的成员主要来自十个郊区的教师进修学院,有的是教学研究人员、学科带头人,有的则是一线的骨干教师,范亦铮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上海市新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课程资源建设管理流程》,在这一流程中充分体现了需方专家组在培训中的地位:向课程资源建设方描述出该学科培训的需要,在出培训方案和培训课程的过程中给学科组以意见、建议,对培训课程进行验收,进而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验收。范亦铮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整个培训的过程我们通过供方和需方签订协议书的形式固定下来。
转而再看课程资源的开发团队。过去大家印象中的培训团队往往由一班教授、学者组成,所开的课程也都是由教授主讲。但是这次的尝试是,让大学教授以学科组组长的身份参与,他扮演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他所牵头组成的学科组必须要符合1:2:2的人数结构,“1”是大学教授,“2”是新教材的编写者,其中有大学教授也有市级教研员或者是资深教师,再有的“2”则一定是来自基层,目前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和区县教研员。范亦铮说,高校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点像中介,他们要整合各种力量来为农村教师服务。另外,这样的人员结构既能确保课程的设置关照到教师们的课堂教学实际,不是仅仅在理论层面的传授;同时,这样的结构在课程的设计过程中又能起到组员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的作用,保证了课程的丰富性。
再看培训师团队。除了高校专家教授要讲授一定课时的课程。大量的区县的学科教研员和学科带头人经过高校培训和测试评估后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培训师。李骏修还提出,培训师不仅是课程的传授者,而且也是课程的建设者,还是远程教育的助学者。整个项目对于培训师来说是一个再学习、再提高的过程。
最后看各个区县的实施。市教委要求各区县一方面要用好、用足课程资源,另一方面制定出的实施方案一定是个性化的。浦东新区在物理学科的教师培训中提出:在选用部分市级课程的基础上,根据新区特点和学科要求,对部分课程有目的地加以改造,进行二次开发;并选用浦东新区教师继续教育课程库中的部分优秀课程,同时将60课时用于以55所新农村学校为核心开展教学研讨活动,以骨干带教、同课异构等形式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珍国介绍说,专项培训的推出,对于教师教育的五年计划来说,是一个加法,但是,如何做好专项培训,则应进行整合,做好减法。浦东的尝试是:新教师培训与新农村培训的整合;新农村培训与浦东新区“十一五”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体系的整合。
从专家组到课程资源开发团队再到培训师团队最后到实施,每个环节都是围绕“需要”在做文章,完全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这个创新是全方面的,是体制的创新,是机制的创新,是模式的创新。范亦铮说,如果我们的探索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对于未来的上海教师教育工作一定有深远的影响,并能在面上引领我们的发展。
行动:一切从教师的实际问题出发
要从教师的问题出发,必要的调研不可或缺。“调研不是听几个区县教育局的领导讲一讲,我们要下到老师们中,下到课堂中,了解第一手资料,不做一点实证研究,设计出来的课程怎么能适合农村教师的需要。”一接触到实实在在的基层实际,大学教授们的科学精神就显现了出来。
和教师们的座谈是必不可少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郭长江是物理学科组的组长,他一完成课程框架的设计就跑到青浦一中,找教师们了解情况,听意见。根据老师们的反馈,他对培训课程作了修正,重点加强物理学科课堂教学设计及案例分析、学生学业分层评价以及新教材中新增的物理DIS实验教学这三方面的课程。同时,他还提出要收集部分较具代表性、可供教师研讨的课堂教学案例,制作成教学研讨案例资源包。
除了了解情况,教授们还推门听课。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贺云和记者谈起了她的一次听课经历,授课教师将island的音发成了[aisl?nd],之后连着听了几节课,她的感觉都是农村教师在语音上问题很大,“有过比较好的英语学习经历的人都知道,一口字正腔圆的语音是英语学习的基础和源泉,英语学习能走多远往往取决于最初学习时语音学习,但是农村教师由于各种原因,在语音方面往往是比较薄弱的。”于是在课程的设计上贺教授把大量的比重放在了语音上,并且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其他课程可以通过培训者培训后让培训师完成,而语音课必须是大学教授送教下乡,全程参与,进行面授,受训教师必须通过测试,并确保人人通过,测试也不是简单地朗读单词或课文,而是要求教师几人一组展开讨论,在现实的环境里考查教师的语音语调。“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切合农村的实际,很有必要。”贺云说。
翻开《培训课程资源建设基本要求》,可以看到每门学科都包括了四大板块课程:学科知识经典前沿;课改背景下的学科新知识;课改背景下的学科教学策略方法;课改背景下的学科教学实践探索。这四个板块也基本包括了从理论到课堂实践的四个层次。
多年担任国家基础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组成员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稚勇教授对基层一直都很熟悉,谈起社会课的教师,他有着自己的一份忧虑:小学社会课教师往往是兼职的,很多教师反映出一些基本知识的缺乏,造成教学中基本事实和基本方法都有问题。在他的“学科知识经典前沿”和“课程教材背景下的学科新知识”板块中,他一下子开出了6门课,给社会教师补课——《历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文地理学》《国情与时事》《社会学基础知识》《当代社会与经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程杰在听课时发现,由于农村教师接受指导的机会相对较少,对于教学中会遇到,但教材和教参内没有解释的化学现象的教学往往是五花八门,缺乏基本的科学基础,于是在他的《中学化学教材教法的课程》中设计了“化学实验中的异常现象”的专题,将中学化学教学中教师可能遇到的化学实验中的异常现象罗列出来加以分析,并且指导教师通过这些异常现象,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
内容上做到从基层教师的问题出发,从形式上也尽量调动教师学习的热情。“学科知识经典与前沿”类课程模仿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由主讲教师、学员和主持人一起以沙龙的形式展开。“课改背景下的学科教学策略与方法”,除了“教师讲授型”的课,还有“活动情境型”的课,这样的课会从一个实际的教学案例开始展开,在上课的过程中受训教师通过参与讨论、问题解决来提升能力。很多教授一改逢课程必体系的做法,设计了很多微型的、技能性的、短课时的课。
在培训者培训结束以后,需方专家组和课程资源开发单位一起开展了一次调研,结果让人欣喜,各学科的满意率都达到了95%以上,“非常满意”达到90%。
启示:高校与中小学实现双赢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能听到基础教育的声音。”“与基础教育对接,我们一直还没有很好地去做。”这是记者在三所大学里采访听到最多的几句话。这几句话也源于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对自己多年来办学的一种反思。如果说这种反思还只是停留在一种声音上的话,通过农村教师培训项目这个契机,高校已经从实践中感受到了改变目前现状的紧迫性。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在他上任时就带着学校的领导班子主动访问了上海市教委,在那次访问中,俞立中向时任上海市教委主任的沈晓明提出了华东师范大学服务上海基础教育的十四条建议。这次访问之后被很多人说成是:大学弯下腰来为基础教育服务。而俞立中却打开了一面旗帜:大学要以作为求地位,以服务求支撑,以质量求发展。
于是,新农村教师培训项目的五个学科社会、物理、化学、英语、学前项目招标书在网上一公布就首先引来了华师大、上师大这沪上两所师范大学的关注。庄辉明说,华东师范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人民教师的高校,学校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教师教育,在教育科研方面我们有全国顶尖的豪华阵容,我们参与这个项目当仁不让。
上外参与这个项目时也拿出了学校的顶尖学者,构成了一个黄金培训团队: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虞建华教授是全国专业英语四、八级考试专家组成员,而高级翻译学院柴明颎教授曾经承担过上海申博英语稿件的审定工作。虽然,上外与基础教育的距离不像另外两所大学那么近,但副校长盛裕良看待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角度:一流著名大学除了有其教学、研究的功能之外,很重要的是大学有其社会功能。
上海师大基础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朱元春在亲身经历这个项目之后,深有感触:这样的培训活动看似是高校在向基础教育输出资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得到的也不少。师范大学本应该是根植于基础教育的,但是由于整体上高校评估的指标,也由于一些管理上的壁垒,还因为一些高校研究者传统思想作崇,师范大学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向综合性大学看齐,很多高校的教授甚至把一些基于学校、课堂实际的研究作为一种“下里巴人”的研究,根本就上不了台面,把一些看似艰深晦涩的但却脱离实际的研究当成是“阳春白雪”。
我们可以看见,在不长的时间里两所师范大学都有了类似的、一连串的举措——聘请基础教育领域的专家、教师为特聘教授;为师范专业学生配备导师;设立专项课题经费鼓励研究人员开展基于实践的研究。师范教育在经历了反思之后开始回归。甚至这种回归比原来的状态还要更进一步,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已经不单单是要参与或是介入,它们更想融入。
王程杰收到了浦东一位普通化学老师的电话,大意是想请王程杰去听他的一节公开课,并提提意见。王程杰在这次上海市新农村教师培训中交了很多身在农村的教师朋友,了解了很多农村化学教学的问题,一边在进行培训,一边他已经形成了好几个课题,可以和基层的教师一起加以研究,比如“实验装置的改造与化学探究性实验”就是一个不错的选题。这个收获是他之前不曾想到的,也是新农村教师培训项目在实施前所未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