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呼唤。在教育领域，对自由的呼唤，也成为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教育领域，人们对自由教学的呼唤，声音却并不那么响亮；即便是有几个人的声音，那也大多是价值上的呼喊，真正从教育教学的实践上去进行思考和探索的并不多，以至造成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讳莫如深。换句话说，当新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进行自由教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关心、支持乃至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他们的思路仍然还没转变，仍然只在大谈特谈新的理念、新的操作方式方法。
当然，笔者不是有意否定新理念、新方式方法在实施新课程中的重要作用，而是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当一线教师自由教的能力还不够强的时候，那些新理念、新方式、新方法，如何才有可能变成新课程实施所需要的实践？
其次，不论新课程如何实施，如果没有教师灵活机动的自由教学的智慧，它在什么程度上才能不走样？在多大程度上才能获得成功？
这个问题，有它的急切性，也有它的严肃性。
说急切性，是因为教育不能等，新课程的完全实施不能等，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更不能等，素质教育的实施也不能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的一线教师有较强的自由教的能力。
严肃性，指的是对新课程实施的重要性来说，来不得半点敷衍，必须严肃认真地谈论。
那么，教师自由教的能力到底被哪些东西所遮蔽呢？
被功利意识所遮蔽
今天，当市场经济的潮流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心理上的准备，一种强烈的功利意识，在我们的心头涌动，使一些人总喜欢站在功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是当今这个时代的问题。
长期以来，尽管我们一直都在批判应试教育，把它当作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但我们却一直都只是在比较狭窄的领域里揭示它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到更深的层面深入地批判。笔者以为，应试教育的最大危害在于，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风气。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实用理性能力就比较发达，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①这虽然指的是中国古代，但作为一种传统，仍然在今天中国人的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这当然有应试教育的功劳。
我们的科举考试，一直都在对这种一切以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进行着强化，激励着莘莘学子不断涌向那狭窄的进身之门。宋真宗的《劝学诗》就最具有代表性：“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②这就把读书的直接价值功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得再形象不过了。几百年来，这样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的引诱下，教育直接成为士子们晋升的手段和途径了。
今天，应试教育虽然与科举考试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却一直都在强化着那种功利思想。
教师自由教的能力，虽然也有功利的目的，但这种功利并不是那种只看眼前实在利益的功利，而是为着人的素质的整体提高，为着人的健康成长的“功利”。
当前，新课程的实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基本的价值指向是人的素质的根本提高，是人的生命的健康成长。以学生升学为目的的教学，最终一切都必须转化成考试的分数，教师的所有教学工作，都是为了分数，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能够拿到高分。而是否能够在考试中拿高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试卷的评分标准。一句话，在所有考试中，同一门科目的同一道题的回答，都必须拿到一个统一的标准面前进行衡量。很显然，与标准答案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就意味着错误。
就在这种“一刀切”的标准面前，教师的教，还需要自由吗？在这种情形下，教的自由就很自然地被遮蔽了。因为张扬教的自由，就可能会与这样的标准产生矛盾、产生冲突。还是分数来得更实在，学生有了分数，可以上好的学校，教师还可以因为学生的分数与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挂起钩来：评优、评先、评职称等等。于是，为了迎合人们功利的目的，为着那实惠的目标，教师在实实在在地工作着。
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强化着人们的功利意识。谁还会去思考教师们怎样自由地教？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的应试教育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意识融合在一起、共同强化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时候，当那种以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根本标准来衡量一切的时候，当面对学校、面对教师的一个个检查，都带有功利目的的时候，还有教师自由教的能力的空间吗？
功利的目的高于一切。教师自由教的能力自然就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有时，甚至“无”比“有”更好，更有利于功利目的的短期实现。
被流行所掩盖
在我们中国，很多东西是很容易流行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历史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面对许许多多新的事物，有一种新奇心理，于是，别人干什么，自己也跟着干什么；别人怎么干，自己也跟着怎么干。这样，很多东西就成为时尚。
什么叫流行？《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们：“流行”就是“传播很广；盛行”。一指流传的范围广，一指实行的人多。
这样看来，流行就具有引领作用。由于流行被多数人所奉行，在一些人的心里，就容易形成一种“见贤思齐”的意向，就觉得必须向那些流行的大多数人学习，才能与他们一样，获得一种为人所称道的社会身份，否则，就有可能不被接受，成为另类。于是，在流行的引领下，流行就更流行，成为一种思潮。
在教育领域，这往往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几年前，一本从外国引进的《学习的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本来，在西方世界一本普普通通的教育读本，在商家的炒作之下，竟成为一本十分流行的教育读物。在这种流行面前，教师就显得无奈，显得无能为力了。不跟流行走，奈何？很多人就自然成了流行的追随者。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真正的自我却迷失了，更谈不上什么是自由教的能力了。
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流行也主导了人们好一段时间。很多人今天迷于漪，明天迷魏书生，后天又迷钱梦龙，俨然成为他们的粉丝。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不是否定崇拜名人、迷恋偶像，而是站在自由教的能力的角度，思考教师在充分认识自我、相信自我的基础上的教学能力问题。固然，有了名人的引领可以少走弯路，有了偶像作为榜样，可以迅速成长。但是，这样更容易失去自我，成为没有自我的追随者。实践证明，很多追随者在模仿之后才发现：必须走自己的路！因为模仿的毕竟只是他人的脚印，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自己走路！
流行也是一种霸权。流行一旦形成，无形中就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不由得你不听从它的指挥。教育领域中的流行，有时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真正的霸权。因为教育历来就是与政治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中国古代，教育成为统治者的工具，那时候的流行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着。《礼记》上就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今天也是这样，它成了教育的一个基本的规律，任何国家都不例外。
几年前，某市一教师的教学改革非常有名，成为全国著名的一个流派。很自然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认为，这是本地教师的一大创造，是一面红旗，应该让其全面推广。于是，运用行政手段，在当地大力推广。所有该学科的教师，人手一本该流派创始者的著作。规模不可谓不大，推行不可谓不力。也正是在这种大力推动下，让该科所有教师，基本不用自己花多少精力去钻研教材，思考教法，只要按照该流派的做法去实行就可以了。
今天，在新课程大力实施的时候，这样的例子也并非个别。在一些地方，用行政的力量推行某一种理念或教学法的现象，也并非个别。
“威”有威风、威力、威严、震慑的意思；“权”指权力。威权就是威势和权力。“因‘威’生‘权’，由‘权’生‘威’，‘威权’同构，相互渗透。”③由政治权力强力推行，其威慑力是大的，还怕流行不起来？
当然，这种流行，应该加上引号，那不是真正的流行，而是一种推行。
教育领域，经常被“流行”所左右。今天，外国的一种新理论被引进，大家众口一词，趋之若鹜，口必称之，手必书之。当前的建构主义就是这种情况。新课程一实施，建构主义一引进，大家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仿佛一“建构”，新课程实施中的所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几乎到了全民建构的地步。建构主义有它的科学之处，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也有软肋之处。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阶段，如果只有一种理论、一种思潮成为所有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那个社会、那个阶段的悲哀。因为它阻止了思考、窒息了探索、排除了理性，有的只是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崇拜，这是十分可怕的。“文革”中的教育不正是这样吗？
被师德所遮掩
中国向来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了“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把教育地位提到了“化民成俗”的高度上。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荀子就把教师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天”、“地”、“君”、“亲”并列，有了好教师，学生就会“亲其师，信其道”。所以，中国向来都有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传统，在教师的选拔上，坚持严格的标准。例如，在战国时的齐国，稷下所设立的学官，教师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教师是择优聘请，其首席不由官方任命，而由众人公推，称作“祭酒”，任期不定。更为重要的是，古人把师德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作为选拔教师的首要条件。“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就是这种传统的最为典型的注脚。所谓经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教师，有着深厚的专业功底的教师；所谓人师，就是“人”之师，就是有着高尚道德品质的教师。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教师的作用，也提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们只要看一看以下的话，就可以明白：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百年之计，教育为本；教育之计，教师为本。”
这些，都是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之中，或者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稿之中。
也正是因为教师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于这一点，不必再论述，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但问题不在于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而在于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出现了目标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体现在：师德压倒一切。
2004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某官员在“人民网”答网友问中有这样一段有关师德建设的话，是关于师德建设内容的：
“要求新时期的人民教师要进一步树立爱国爱教的崇高的职业理想，志向高远，爱祖国，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献身；要求我们广大的教师要依法执教，敬业爱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忠于职守，敬业奉献；要求教师热爱学生，关心学生，以人为本，这是师德规律的核心，也是师德建设的核心；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④
这是将师德教育泛化了，把有些明显属于专业范畴的内容，都包括在师德建设的范畴里。师德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很自然，这种“一揽子”的师德建设，将本来属于专业的内容也包容进去了。包容的结果，教师的专业能力，便也成了师德的一部分，没有了独立的价值。
再看一本书，一本名为《怎样做一名好教师》的书，全书也基本上贯穿了那么一种泛师德教育的思想。全书共七章，这里仅引用它的章节的标题：
第一章 以德治教 依法治教
第二章 爱岗敬业 精心施教
第三章 爱护学生 以情促教
第四章 严谨治学 科学兴教
第五章 团结合作 协同行教
第六章 尊重家长 携手育教
第七章 为人师表 以身立教⑤
很显然，像这样一本从书名就表明了要让教师成为好教师的书，俨然就是一本师德建设的教科书。
全国“十杰”教师的评选，也基本是这样一种导向。仅以第六届全国十杰教师评选为例，我们只要看一看材料及标题就可以明白：《31年坚守瑶山教学点赵玖富》、《30年守望太阳山里的孩子》（邹有云）、《为了山区的孩子有书念——马宪华》。“来自辽宁的孟丽平患有二十年的糖尿病，每天需要注射两针胰岛素，来自安徽的金顺姬是军嫂，失去了丈夫……如果十杰教师并排站在一起，半数以上是老弱病残，比例最多的来自山区，难道，这就是教师应有的形象？我相信，那些扎根山区的教师由于种种局限，在知识视野、教学水平等方面可能远逊于许多都市里的优秀教师，但是他们一旦拿出命来，其他的教师还有什么话好说？不但如此，他们普遍资助学生，并表示要扎根山区。”⑥
片面的奉献型的师德典型，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导向：只要奉献，专业素养高不高无所谓。
近年来，教师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像严重体罚学生，教师个人的乱摊派，一切向钱看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呼唤着加强师德建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它抬高到压倒一切的程度，否则，教师的专业性怎么体现？
“个体生命存在之价值与尊严可能被诸多因素遮蔽起来，个体生命成了他种目的或神圣他者的手段，道德教化本身亦成了遮蔽个体生命价值的手段，个体的生命在道德教化的价值中被贬抑。”⑦当师德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重大使命时，教师个体生命的价值就被严重贬抑了，何来自由教的能力？
当前，遮蔽教师自由教的因素还不止这些，这里仅仅是列举性质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遮蔽因素的存在，使教师个体生命的价值难以得到完全的体现，则是事实。
其实，这些遮蔽因素的存在，其本质就是对教师个体生命的独立与价值的遮蔽。在这种情形下，教师个体就成了他们自己之外、之上的那些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因素的被支配者、被控制者。缺乏个体心灵的自由，教师作为个体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螺丝钉”与“小草”的现状就难以有较大的改变。
现代教师应“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它一方面肯定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裁决权，另一方面也肯定个人在普遍的法律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的合法性。”⑧这才是现代教师应该具有的生存状态。只有当教师完全拥有自己行为的裁决权，又在法律的约束下的时候，教师自由教的能力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
最后，让我们来引用两段话作为结束语：
“教育国民者，不可不使有自尊自重之精神，不可不使有担当责任之观念，不可不使有独立自营之能力，不可不使有判断是非之智识。”“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我思，我理我穷，我之所见为是者，则断然以为是，虽一国非之，所不顾也；我之所见以为非者，则断然以为虽一国是之，所不顾也。”⑨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03页。
②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32页。
③⑦刘铁芳：《生命与教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76页、134页。
④肖光畔编著：《问题教育——中国教育问题调查》，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01页。
⑤本书编写组：《怎样做一名好教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⑥铁皮鼓：《谁在中国算是好老师？》，见《铁皮鼓教育博客》。
⑧汪行福语，转引自刘铁芳：《生命与教化》，第111页。
⑨佚名：《教育泛论》，转引自刘铁芳：《生命与教化》，第221-222页。
（江西省南丰县付坊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