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吕老，吕师母，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同志们：
大家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吕型伟教育思想研讨会”。吕老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也是中国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和骄傲。吕老从青年开始，就参加教育工作。在七十多年的岁月中，他做过教师、校长、教育局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国20世纪后半期和21世纪初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更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界的“活化石”。吕老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充满着对教育事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爱心和激情，并且把努力学习、认真实践和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密切地结合起来，可以说集教育实践者、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于一身，形成了一系列非常丰富的具有创意的教育观点和思想。他的思想、智慧和品格是我们促进教育发展和改革宝贵的精神财富。
吕老在《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一文中，在对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各种改革和探索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中必须处理好的几对矛盾，即：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矛盾、对学生统一的基本素养要求与个性差异的矛盾、学习书本知识与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的矛盾、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矛盾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关系教育的过程和作用，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各种改革，在这些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吕老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吕老总是站在改革的最前沿，思维敏锐而深刻。当看到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他从长期教育实践的感悟中敏锐地认识到，这“三个面向”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联系，充满时代精神，是教育观念的历史性变革。吕老通过组织各种学习班和研讨会，强调指出并努力宣传“三个面向”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吕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强调学生要全面发展，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是危险品”。针对教育中的重智轻德现象，他指出：“欲成才，先成人，不成人，宁无才。”“做文明人，以区别于禽兽；做现代人，区别于古代人；做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做社会主义的人，区别于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并且强调指出，德育同智育的方法不同，智育要靠传授和实践，德育则要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要“把德育工作建立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教师、家长的言行一致和行动的榜样作用。针对智育中单纯强调“双基”的倾向，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的思想，特别是他十分强调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针对体育教学中片面追求“竞技”的倾向，他强调应以儿童和青少年的健身为重要目标，并建议增加中国传统体育中有关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健身活动。在他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中小学的体育科目，改为体育与健身，并增加了相关的内容。
吕老在强调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提出“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 “允许落后，鼓励冒尖。” 吕老的这些观点对全面理解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视个别差异和因材施教，与强调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是一致的。教育就是要依据每个学生的身心特点、智慧潜能、个性特长，促进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发展，让孩子们能走的走，能跑的跑，能飞的飞。只有在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因材施教，才能充分发挥和调动每个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作为上海市教育局的老领导，吕老不仅关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而且关注教育的宏观问题。早在1979年，他就针对我国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张，认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他并在上海郊县积极进行农村教育的改革和探索，倡导和推动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等重大政策的实施。针对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他反对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上的全国“一刀切”，主张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应注意结合当地情况；并和上海市有关领导一起，为上海争取到自编中小学教材与高考的自主权。他认为教育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整个社会发展服务，又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只就教育论教育是永远也办不好教育的。他要求教育工作者“不能只熟悉教育理论，了解国内外教育思潮，还应当了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和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用宏观来指导微观。”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他先后兼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对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认真发表很多很有创意的宝贵意见，对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我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对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是培养人的工作，可以说是世界各种运动形式中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运动。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离不开教育科学的指导。吕老十分重视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重视在研究工作中把理论探讨、调查研究和改革实验结合起来。他说，“越是接近教育研究工作的对象，就越能接近真理与客观规律”。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参与中央制定的“中学工作条例50条”、“小学工作条例40条”和“幼儿园工作条例30条”的起草过程中，就特别重视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他又到南京师大附中蹲点调查，亲自指导教育实验。改革开放以后，他在上海率先建立教育科学研究所。他本人在“七五”、“八五”和“九五”期间，先后主持“普通教育整体改革与实验”、“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研究与实验”和“21世纪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与实验”等重大科研课题，实验范围逐步扩大到16个省市的40多所学校。“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吕老在教育工作中提出的许多精辟深刻的观点，来自于他对教育事业的高度的责任心和不断刻苦钻研和探索的精神，来自于他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吕老勤于读书和学习，乐于接纳新生事物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他感知到信息时代的飞速到来时，他很快认识到为工业社会服务的现行教育体系必将面临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它的封闭式、划一化、同步化、标准化将逐步被开放式、多元化、个性化所替代，学习的方式将发生深刻的变革，知识的灌输将变为潜能的开发，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将在世界诞生，而新的信息技术将为这种变革提供物质条件。我想，也正是因为吕老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以及终身学习的精神，虽然时代有了飞速发展，虽然他已年近九旬，他的思想却依然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
由于实践、历史与事物的发展变化，任何优秀个人的探索总是集体和社会探索的一部分，而社会的探索也是不断前进的。但个人的精神和追求却可以永存。吕老让我们感佩的，就不仅是他的思想，更有他的品格和追求。他说，“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这些对教育工作的总结性的深刻认识，已经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左右铭。他强调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实话，说真话，不唯书不唯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听他的讲话，看他的文章，不仅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在精神上是一种愉悦的享受。他的讲话和文章有自己科学慎密的思考，深邃独特的思想，个性鲜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智慧和人生经验，而没有空话、套话和八股味道。在今天中国处于社会深刻的转型和变革时期，这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是多么值得提倡和可贵！
吕老回顾自己的教育历程，认为是一个不断探索规律的过程，他曾说“要允许我修正，更要允许我发展”，“一生中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也做过一些错事，做过不少蠢事”，这种虚怀若谷的智者风范，在不时涌现浮夸、浮躁、浮华现象的今天，又是多么值得学习！他说自己“一生无大成就”，“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在我看来，这正是平凡中的伟大。
陶行知先生曾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吕老就是这样一个为教育而生的人。吕老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淡泊名利，一直到现在他还仍居住在公寓楼顶层的二居室中，还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小书房命名为“四乐斋”。他常常说，“我的信念是教育”。“只有教育工作者，面对的是天真的儿童，面对的是希望和未来”，“今后50年的人类群体，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无论是元帅、院士，还是士兵、工人，都在接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工作决定一个时代。”吕老一生的追求就是对教育这个人类最伟大事业的奉献；就是对教育事业、教育理念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自己所说的“在书海中遨游，在纸帛中笔耕，能获得无穷的乐趣；在危难困苦中，我总是看到光明，寻找欢乐，对人生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我和吕老接触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吕老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不倦的探索精神，吕老对儿童、青少年、对朋友、对社会炽热的爱和正直善良襟怀坦荡的心灵，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前进。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对广大教师提出四点希望：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可以说，吕老在这些方面真正身体力行，是我们中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楷模。
德者智，仁者寿。衷心祝愿吕老和吕师母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康健，生活幸福，越活越年轻！吕老刚刚过了米寿，我们衷心期待着在吕老的茶寿之年再来向他庆贺。同时，我还期盼在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涌现出更多的像吕老这样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